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苏联人如何打破审查制度

2010-03-02T15:26:00.000-08:00

来源：南风窗
信息：曾在Qzone被删除

在苏联，审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 “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 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 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王晓夏

互联网时代愚蠢的不只是瞒报

2007-07-24T09:00:00.001-07:00

作者：曹林来源：中国青年报

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日前在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时，批评了一些政府部门对负面新闻往往采取"捂住"而不让媒体公开报道的做法。他说，在信息传播还受到比较大局限的时候，瞒报还是可能的，但现在要想"捂住"新闻是越来越难了。"互联网传递信息，那是以秒计算的，而且上面可以图文并茂，包括声音、活动画面都没问题。另外还有手机短信，可以打电话，手机还可以传画面，有了这个以后，你还想要把它捂住，我觉得这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了。"

确实，在纸媒时代，纸媒是信息传播最主流的通道，传播是以政府为中心、线性的传播。政府只要掌控了纸媒内容的发布权，控制住了纸媒，也就垄断了信息和公众的知情内容，从而就掌控了话语权，瞒报很容易操作。

而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网络是一个开放的话语平台，网络技术是民主天然的盟友。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民众掌握了传播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时代，传播不再是政府主导线性的，而是多中心、非线性的传播，传播资源第一次真正握在了普通人手里。民众不再只是被动地等着政府发布信息，降低表达门槛的互联网，使得他们成为传播主体，"主流媒体"概念已经非常模糊，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个人就能成为信息发布的中心，迅速快捷地传播信息。

这种多元信息中心的传播特性启示政府：一方面，如果发生了什么丑闻，政府想瞒根本瞒不住，不说有许多旁观者、目击者和知情权，起码利益受损者，会有充分的动力，把实情通过互联网等手段传播出去。莎士比亚针对女人的才情说过这样的话："假使用门关住了女人的才情，那么它将会从窗子里钻出来；关了窗，它会从锁孔里钻出来；塞住了锁孔，它会跟着一道烟从烟囱里飞出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是多中心的，谁掌握了信息发布的先机，谁就能迅速占据"主流"。这时候，政府不仅不能封锁信息和瞒报，为了占据权威和主流，还得和互联网进行信息竞争，抢在网络前面发布消息，赢得公众信任。政府捂住信息，也就放弃了引导舆论的机会，把主导舆论的权力让给了容易失控和失真的网络。

一来根本捂不住，一来捂只会把公众推向网络依赖，所以网络时代的瞒报极端愚蠢。

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是讯息。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互联的现代技术，它正在以其与草根结盟的特性，深深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颠覆着许多政治传统，给许多传统的政治陋习和思维致命的一击。在互联网开放性、民主性、草根性等冲击下，愚蠢的何止是瞒报？

前段时间厦门发布消息，拟立法监控网站内容，禁止匿名发帖。今后在厦门的网站上发帖，必须用身份证上的名字，实行完全的前台实名制―显然，这是前段时间 PX事件的后遗症。不说这种实名制侵犯了公众的自由表达权，仅从技术上看，都是多么愚蠢。在网络互联时代，仅限制厦门的网站实名，你能限住什么？你厦门实行方便政府追责的网络实名，那人们就跑到其他地方的网站匿名发帖了，即使中国所有地方都实名了，也可以到其他国家的互联网。互联的网络空间，是政府根本控制不了的领域。

以控制纸媒的思维对付网络，实际非常愚蠢。当某个地方发生丑闻时，许多地方政府，还是习惯禁止本地媒体报道和评论，但这种做法并不适合互联网。且不说异地媒体在新闻竞争下会积极跟进，就是异地媒体不报道了，还有网络啊。网络传播会迅速将一个个禁令化为乌有，而不问青红皂白的限制，只会使政府陷入被动境地，加剧公众的心理对抗和公信力的流失。

网络正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出现在传媒时代。近日，央视《新闻调查》和"天涯杂谈"联手搞了个"征集各地豪华楼堂馆所图片"的活动，鼓励各地网友曝光当地豪华政府超标楼堂，短短一周内，帖子的点击率超过了7万次，各地网友纷纷提供当地政府部门的豪华楼所照片，仅"天涯杂谈"论坛的跟帖就多达1500多条。这只是网络力量的一个例证。从几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到不久前的黑砖窑案，互联网都显示出其强大威力。

此时，不仅瞒报是愚蠢的，开放、互联、民主、草根的网络，也让太多的政治陋习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