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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母亲的申诉状

2007-06-22T06:20:00.000-07:00

转自：维权网

师涛母亲8月21日递交湖南高院和10月23日递交全国最高法院的申诉状

委托申诉人：高琴声，女，申诉人师涛的母亲。

申诉请求：撤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刑——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书。请求依法启动审判监督再审程序，给师涛一个公平的裁决，无罪释放师涛。

此状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事实及理由：

一、湖南高院对师涛案二审审理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根本没有听取二审辩护律师意见，没有依法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师涛依法获得辩护的合法权利。更没有当面询问过师涛，没有开庭质证，事实不清，法律依据不足，不能令人信服。

二、湖南高院在诸多法定程序违反的情况下，对本案的实体裁决是不可能公正的。（如二审律师所辩护的）

1、本案在认定师涛是否实施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方面应向接收者洪哲胜取证，否则将无法印证师涛“有罪供述”的真伪，并会导致仅以被告人的供述而定罪的错误判决。本人在一审判决后会见时对我说：他现在算彻底明白了，期待二审询问、开庭，讲清自己被秘密关押在一人牢房受审，而迫不得已指认了他们的需要，怕僵持下去还会株连他人。没想到二审没有给他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和权利。

2、一审庭审时没有就书证1进行过质证，二审辩护人认为该书证是本案关键的客观证据之一，该书证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到师涛本人关于该情节的供述是否真实，二审应进一步核实，依法开庭对书证1的有无、真伪进行当面质证，否则就不能判定其真伪及来源的合法性。故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3、二审律师辩护词中写到：书证2是侦查时从网上下载的资料，与师涛笔记本中记载的内容至少有9处以上不一致，而将其作为送检材料。‘鉴定结论”形成的时间在2004年11月前，后写信误导王媛从家里找到笔记本送到国安局是11月以后。也就是说被鉴定的材料书证2并不是师涛在编前例会上提纲式的记录内容。该“鉴定结论’也未经师涛辨认过。所以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据意义。

4、“鉴定结论”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第3条关于“密级鉴定工作应当做到客观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鉴定结论准确”的规定，一审“鉴定结论”以一概全使用了“与11号文件中的小标题内容基本一致”、“应当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等似是而非、含糊其词的语句，根本形不成一个明确的结论。

5、“鉴定结论”没有具体鉴定人员的签名，没有告知师涛的救济手段，不符合鉴定的基本原则。故依法不应被法院采纳，作为本安定案的依据。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9条第1款“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规章与法律相冲突时应当适用法律。

7、“鉴定结论”完全违反了法定的鉴定程序，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第4条、第5条关于管辖的规定。本案的办案机关为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理应由长沙市保密局出具“密级鉴定书”，应由该局向长沙市保密局提起密级鉴定的公文，提供进行密级鉴定需要掌握的情况、移送需要进行密级鉴定的文件。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第9条关于“密级鉴定书的内容”的规定，没有冠以〈密级鉴定书〉的名义，没有明确被鉴定材料中具体事项的名称，没有说明其法律及事实依据。由此可见本案定罪量刑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瑕疵。申诉人已提出申请，二审应重新鉴定，否则将无法合理解释“公民知情权”与“保守国家秘密”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合理解释法院为什麽不能对存在明显瑕疵的“鉴定结论”作出否定性的终局裁定；更无法合理解释师涛的行为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到底造成了哪些危害？！

8、退一步讲，即使师涛的行为被强制认定，从宪政的角度当公民知情权、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发生冲突的时候，现代法制国家的司法理念更倾向于保护公民知情权和新闻自由。

9、保障公民知情权需要信息公开，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与信息公开相对的是保守秘密，现代法制国家执政理念是：信息公开是原则，保守秘密是例外。因此，国家秘密范围要尽可能小，否则如果把什麽都看成国家秘密，那麽什麽都不是国家秘密。

10、二审辩护人认为“中办文件”关于“6.4”十五周年将至，防范境外民运分子闯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减少群体性上访、要安定团结等内容是公民有权获知的信息，不应将其作为“国家秘密”而不让百姓知晓。

11、师涛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仅是一名普通记者，故从新闻自由的角度讲，师涛不是承担保密责任的主题；他所在的《当代商报》是一个民营参股的地方非党报，是没有资格掌握和传达任何国家绝密级文件的。“中办文件”传达到该报社，已无密可保，从本案涉及的师涛记录的摘要来看，其内容只是关于稳定、宣传工作的政策规定，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8条中列举的“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事项。不属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否则就不会层层转发传达到基层，而层层转发传达的过程也就是解密的过程；师涛至今也没有见过“11号文件”的原件，不属于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或外交和外事活动中或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而是关于“稳定工作”的政策精神，完全是社情民意方面的内容，是凭生活经验就能感知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属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或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不属于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

本案二审因程序的严重违法，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实体裁判的公正性，故特此请求应依法启动再审程序，撤消原判，给师涛一个公正的裁决。

委托申诉人：高琴声

2005年8月21日

关于湖南高院师涛案刑事裁定书的律师意见

2007-06-22T06:14:00.000-07:00

转自：博讯

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刑一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书的律师意见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尊敬的杨学成审判长、唐瑞龙、李功胜审判员：

我们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莫少平、丁锡奎律师，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上诉人师涛的辩护人。

2005年7月4日，我们收到了师涛亲属转来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刑一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现就贵院对师涛案的二审提出如下律师意见：

一、我们认为：贵院对师涛案的二审审理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具体为：

（一）、贵院根本没有听取二审辩护律师意见。

作为师涛的二审辩护律师，我们是2005年 6月13日到贵院递交书面《二审辩护词》的（当时出于对法官的尊重和礼貌，同时也担心邮寄出闪失，我们是亲赴长沙当面交给承办本案的唐瑞龙法官的），但贵院的《裁定书》2005年6月3日就已经作出（见《裁定书》所署日期），也就是说贵院在制作《裁定书》时没有看过我们的《二审辩护词》，换句话说，贵院根本没有听取二审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仅如此，贵院也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在《裁定书》中列明二审律师的主要辩护观点，而是张冠李戴将一审律师的辩护意见（与我们的辩护意见完全不同）列在裁定书中。

我们认为，审判权依法由法院行使，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可以采信律师的辩护意见，也可以不采信律师的辩护意见（当然采信不采信律师的辩护意见均应阐明理由），但绝对不可以不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合法权利。贵院的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规定，同时也剥夺了师涛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及《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享有的辩护权。

（二）、贵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没有讯问过师涛。

据了解，贵院在整个二审审理过程中没有讯问过上诉人师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讯问被告人是二审的必经程序或叫法定程序，而且“讯问”应当是当面进行的，这也是直接言辞原则的体现，任何书面性的交流都不能算是“讯问”。贵院擅自取消讯问被告人的程序，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而且没有讯问被告人，岂能轻易做出“事实清楚” 的判断？

（三）、贵院没有依法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2005 年6月 13日，我们就调取证据、重新鉴定、延期审理向贵院递交了书面申请，但贵院从未给予任何回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第一百六十五条“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及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的规定，作为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证据、重新鉴定、延期审理，是法律赋予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同意与否，贵院均应依法予以回覆。

（四）、贵院对本案二审不开庭审理，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

2005 年6月13日，我们曾向贵院递交过《开庭审理申请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二审开庭审理是原则，不开庭审理是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占绝大多数，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立法本意）。二审不开庭审理必须经过一定程序，符合相关的条件，即通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等，得出“事实清楚”的结论；这是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本案，如前所述，贵院既“没有讯问被告人”，也没有 “听取辩护人意见”，“事实清楚”亦属主观臆断。在上述条件大多不具备的情况下，贵院不开庭审理，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

综上，我们认为：贵院对师涛案的二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二、贵院程序严重违法的法律后果应当是裁判无效，应依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再审，理由是：

（一）、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实体公正。

与实体公正一样，程序公正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关必须恪守的准则。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在该过程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或者嫌疑，将导致案件实体裁判的无效。

具体到刑事诉讼，让被告人、辩护人充分参与，法官充分听讼是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具体为：法庭应保证被告人、辩护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主张的机会和能力，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能够进行质证和反驳；法庭应将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护等所做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这一方面有助于被告人、辩护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司法程序及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限制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横。

在我国目前司法界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背景下，程序公正的意义尤为重大。从严格法治意义上
讲，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实体公正。

（二）、在诸多法定程序被违反的情况下，对本案的实体裁决是不可能公正的。理由是：

1、本案在认定师涛是否实施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方面应向洪哲胜取证，否则将无法印证师涛“有罪供述”的真伪，并会导致仅以被告人“有罪供述”而定案的错误判决。

2、本案定罪量刑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瑕疵，应重新鉴定，否则，１将无法合理解释“公民知情权”与“保守国家秘密”之间的关系；２也无法合理解释法院为什么不能对存在明显瑕疵的《鉴定结论》作出否定性的终局裁决；３更无法合理解释师涛的行为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到底造成了哪些危害。

3、本案应开庭审理，否则未经讯问被告人和听取辩护人意见（本案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我们的辩护意见与一审判决分歧极大），就得出本案事实清楚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具体理由详见《二审辩护词》）。

本案二审因程序的严重违法，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实体裁判的公正性。

（三）、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应依法启动再审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关于“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 ……（八）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的规定，明确指出了二审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及《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对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裁判，经复查认为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应当决定或裁定再审”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有错必改、实事求是的态度。故贵院应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师涛已明确表示要申诉）。

本案虽然不大，但从宪政的角度看，本案涉及到公民知情权、新闻自由、国家秘密相互关系问题（包括法院是否有权对“什么是国家秘密”及“国家秘密的密级”做出终局裁决的问题），故引起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及《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国外众多媒体的极大关注，并作了大量报导。贵院的《裁定书》已在境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建议贵院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给师涛一个公正的裁决。若此，师涛幸甚，中国法律幸甚！

顺致

公祺！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莫少平
律师丁锡奎

二00五年七月十一日

湖南省高院对师涛案的裁定书

2007-06-22T06:09:00.000-07:00

转自：博讯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05）湘高法刑一终字第177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师涛，化名“198964”，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汉族，大学文化，无职业，住山西省太原市军安里小区3号楼西单元102室。因涉嫌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于2004年11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4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市看守所。

辩护人莫少平、丁锡奎，均系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师涛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于二00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作出（2005）长中刑一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师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被告人师涛于2001年4月与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电子刊物《民主通讯》的主编洪哲胜相识。2004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湖南当代商报社副总编王某某、杨某某在例行评报会和编前会后，召集该报社要闻部、热线机动部、编辑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时任该报社新闻中心和编辑中心主任的师涛参加了会议。王某某在会上口头传达了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4?11号）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强调该文件属于绝密文件，不能记录，不要传播，但被告人师涛仍将此重要内容摘要作了记录。当日晚上11时32分许，被告人师涛利用其独自在办公室值班之机电话上网，通过其个人的电子邮箱向境外人员洪哲胜担忧子邮箱发送了其记录的上述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将提供者化名为 “198964”，同时要洪哲胜尽快想办法发出去，但不要用师涛的名字。当日，署名为“198964”提供的上述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在《民主通讯》上刊登发表，此后又被“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转载发表。上述事实有国家保密局作出的密级鉴定书，境外网站发表的文章摘要内容，境外人员洪哲胜寄给师涛的稿费（支票）、信件及原审被告人师涛的多次供述等证据证明。据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师涛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上诉人师涛上诉及其辩护提出：“师涛的犯罪情节不是特别严重，未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认罪态度好，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师涛于2001年4月开始与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境外电子刊物《民主通讯》主编洪哲胜（中国台湾人，居住美国纽约，系“民主亚洲基金会”的筹设人之一）相识，其通过发电子邮件方式向洪哲胜数次投稿，洪哲胜收到投稿后以函件夹带支票方式向其支付稿酬。2004年2月11日，师涛应聘到湖南《当代商报》社任该报社编辑部主任。2004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湖南《当代商报》社副总编王某某、杨某某二人在该报社例行的评报会和编前会后，召集该报社要闻部、热线机动部、编辑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师涛参加了会议。会上，王某某口头传达了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中办国办发2004?11号）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强调该文件属于绝密文件，大家听后不能记录，不要传播。师涛一边听王某某口头传达文件，一边在作记录。王某某发现师涛在作记录，再次提醒其不能作记录，但其仍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当日晚上11时32分左右，师涛利用其独自在办公室值班之机电话上网，以《中共再次清楚地暴露出与民为敌的反动嘴脸》为题，通过其个人的电子邮箱向境外人员洪哲胜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其于当日下午开会时记录的王某某传达的上述中办国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将提供者化名为“198964”。同是师涛在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上向洪哲胜强调：“尽快想办法将此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发出去，署名不要用师涛的名字。”当日，署名为“198964”的文章在境外《民主通讯》上发表，此后又被“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转载。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国家保密局作出的密级鉴定书证明，上诉人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材料内容与“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绝密级）中的小标题内容基本一致，泄露了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基本内容，其行为应当属于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

2、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材料证明，2004年4月20日23时32分17秒的IP地址为218.76.8.201的对应的用户资料如下：用户电话为0731-4376362，用户单位为湖南《当代商报》社，用户单位地址为长沙市开福区建湘新村88栋2楼。

3、2004年4月20日晚上11时32分左右，上诉讼人师涛通过互联网使用个人的电子邮箱向境外人员洪哲胜的电子邮箱发送了电子邮件1封，该电子邮件内容大意是“尊敬的洪先生：您好！这个东西请尽快想办法发出去，但不要用我的名字。师涛”后面接着附有中共中办国办发11号文件重要内容摘要，最后署名为提供者“198964”。

4、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通过互联网下载的在《民主通讯》、“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和电子刊物上刊登发表的署名为“198964”者提供的中办国办11号文件摘要资料，该资料经上诉人师涛辨认，确系其于案发当晚向境外人员洪哲胜提供的资料，且该资料经国家保密局鉴定与中共中办国办11号文件（绝密级）中的小标题内容基本一致。

5、国家安全部门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并经查实的境外人员洪哲胜的身份资料证明，洪哲胜是中国台湾人，居住在美国纽约，系“民主亚洲基金会”的筹设人之一，系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电子刊物《民主通讯》的主编。

6、案发后，国家安全部门从上诉人师涛家中找到了记录有中办国办11号文件摘要内容的笔记本，上记载有“4月20日开会传达宣传部文件（中办国办11号绝密文件），中办国办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等文字，且附有该文件摘要具体内容。该笔记本经上诉人师涛辨认，确系其于2004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在湖南《当代商报》社开会过程中王某某传达重要文件时自己所作的记录。

7、案发后，国家安全部门缴获境外人员洪哲胜作为稿费寄给上诉人师涛的支票1张及信封1个，且经师涛辨认属实。

8、国家安全部门从上诉人师涛的另一个笔记本上找到了师涛记载的境外人员洪哲胜的电子邮箱号码。

9、证人王某某、杨某某、彭某某的证言证明，2004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湖南《当代商报》社王某某召集报社部门负责人开会，时任该报新闻中心和编辑中心主任的师涛参加了会议，王某某在会议上口头传达了中办国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强调该文件属于国家绝密文件，不要传播，但师涛在会上仍作了记录，王某某发现师涛在作记录，曾专门提醒师涛不要作记录；同时证明上诉人师涛案发当晚值班的事实。

10、证人易素芬、何平、胡有德、洪宇的证言证明，报社工作人员在参加报社负责人传达重要文件精神的会议时，当报社负责人强调是绝密文件不能传播后，应当将传达的该文件内容视为国家秘密和应当自觉遵守新闻工作者纪律和保密规定。

11、《当代商报》社招聘人员登记表证明，上诉人师涛于2004年2月11日至2004年4月22日受聘于湖南《当代商报》社，任该报社编辑部主任。

12、上诉人师涛的手写自述材料及供述，均对其故意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相吻合。

本院认为，上诉人师涛为获取高额稿费和向境外人员通风报信，通过互联网将其在工作中所知悉的属于绝密级的国家秘密故意非法提供给境外机构，其行为危害了国家安全，已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师涛上诉及其辨护人辩护提出“其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理由和意见，经查，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经国家保密局鉴定为绝密级国家秘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中关于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绝密级国家秘密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故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其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师涛的行为未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案发后认罪态度好”的理由和意见，经查与事实相符，但原判已予认定，并在量刑上已予酌情从轻处罚，故其另提出“量刑过重”的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杨学成
代理审判员唐瑞龙
代理审判员李功胜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二00五年六月二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代理书记员吴献宇

师涛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二审辩护词

2007-06-22T05:34:00.000-07:00

转自：博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被告人师涛的弟弟师华的委托，并受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经被告人师涛同意，在师涛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上诉一案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师涛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被告人师涛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阅读了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中刑一初字第29号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仔细研究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并详细听取了师涛对一审判决的意见，现结合本案案情提出以下二审辩护意见：一、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师涛向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提供”国家秘密，在证据方面存在重大瑕疵。

（一）一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洪哲胜是敌对分子。一审判决中的书证③（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敌对分子洪哲胜的身份资料，证实洪哲胜是中国台湾省人，居住在美国纽约，系“民主亚洲基金会”的筹设人之一，系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电子刊物《民主通讯》的主编；）并不能用以证明洪哲胜是敌对分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认定敌对分子应该由国家安全部门确认）。

（二）提供国家秘密，须有提供者和接收者，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除师涛本人的供述以外，没有其它证据可以证明国家秘密的提供者是师涛，更没有其它证据证明洪哲胜收到了师涛提供的国家秘密，具体为：

1、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除师涛本人的供述以外，没有其它证据证明化名为“198964”者就是师涛。相反，有证据证明，师涛与洪哲胜之间以往进行联系及投稿均用师涛的本名（有关证据附后）。

2、一审判决中的书证①（被告人师涛于2004年4月20日23时使用其个人的电子信箱huoyan1989@yahoo.com.cn通过互联网将中办发2004?11号文件内容摘要（以下简称“中办文件”）发送给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的电子信箱caryhung@aol.com的电子邮件一封，内容大意为师涛要洪哲胜尽快想办法将“中办文件"发出去，但提供者不要用师涛的名字，而是化名为“198964”，后附有文件摘要内容；）卷宗中并没有，而且经向师涛本人和一审辩护人佟文忠律师核实及查阅一审的庭审记录，一审庭审时也没有就该书证进行过质证，辩护人认为该书证是本案关键的客观证据之一，该书证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到师涛本人关于该情节的供述（即师涛在2004年4月20日23时通过互联网向洪哲胜发送了“中办文件”）是否真实，请二审法院对该书证进一步予以核实，并应依法开庭对该书证的有无、真伪进行质证，否则，就不能将该书证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注：即使书证①收录在其它未向辩护人出示“秘密卷宗”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书证①未经庭审质证不能判定其真伪及来源的合法性。故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开庭申请附后）

3、一审判决中的书证②（通过互联网下载的在《民主通讯》、“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和电子刊物刊登发表的署名为“198964”者提供的“中办文件”摘要的资料，该资料经被告人师涛辨认，确认与其所提供的国家秘密的内容一致；）虽经师涛辨认，但与笔记本中师涛的记录至少有九处以上不一致，举其要有：Ⅰ、《民主通讯》发表的“中办文件”载：“互联网上各种有害信息的传播”；师涛笔记本中载：“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Ⅱ、《民主通讯》发表的“中办文件”载：“拉拢青少年”；师涛笔记本中载：“拉拢宗教人士”。Ⅲ、《民主通讯》发表的 “中办文件”载：“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责任意识”；师涛笔记本中载“坚持理论性和责任意识”等，而且，书证②从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上讲，仍属被告人的供述。

4、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除师涛本人的供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洪哲胜收到了师涛通过互联网发送的“中办文件"。洪哲胜是否确认收到师涛为其提供的“中办文件”是本案的关键证据，换句话说，如果仅有师涛本人供述曾通过互联网向洪哲胜发送了“中办文件”，而洪哲胜否认师涛为其提供了“中办文件”，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能够印证师涛的供述为真实的情况下，是不能认定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了国家秘密的。本案没有来自洪哲胜的证言或其它证据可以印证师涛的供述是真实的，在此辩护人依法提请二审法院收集、调取洪哲胜的证言。（《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附后）综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一审判决认定师涛向洪哲胜提供国家秘密，从刑事诉讼证据上讲，显然并不充分、确凿。二、一审判决所依据的关于密级的“鉴定结论”（以下简称鉴定结论）没有具体的鉴定人和救济手段，不符合鉴定的基本原则，故依法不应被法院采纳，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一） “鉴定结论”没有具体鉴定人员的签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及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的规定。换句话说，不管以什么机构名义出具的鉴定结论，具体做鉴定工作的一定是自然人，这是鉴定的基本原则，故没有鉴定人签名的“鉴定结论”是不符合鉴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 “鉴定结论”没有告之被告人的救济手段，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司法裁判终局性原则。

（三）即使“鉴定结论”是依据部门规章《查处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中密级鉴定工作的规定》（1998年12月30日国家保密局公布国保发1998?8号，以下简称“保密局8号文件”）作出的，但该文件仅是部门规章，相对于《刑事诉讼法》来说是下位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规章与法律相冲突时，应当适用法律。

（四）退一步讲，即使承认 “保密局8号文件”的效力，“鉴定结论”也完全违反了该文件规定的鉴定程序。1、“鉴定结论”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 第三条关于“密级鉴定工作应当做到客观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鉴定结论准确”的规定，使用了“内容基本一致”、“应当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等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语句，根本形不成一个明确的结论。2、“鉴定结论”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 第四条“密级鉴定工作的管辖(一)地市级地方保密工作部门对本行政区内同级和县级地方办案机关提起鉴定的事项进行密级鉴定。”关于管辖的规定，本案的办案机关（侦查机关）为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因此，应当由长沙市保密局出具《密级鉴定书》。3、“鉴定结论”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第五条关于“保密工作部门受理办案机关提起的密级鉴定事项，应当由办案机关出具提起密级鉴定的公文，提供进行密级鉴定需要掌握的情况，移送需要进行密级鉴定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规定，即应当由本案的办案机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向长沙市保密局提起密级鉴定的公文，提供进行密级鉴定需要掌握的情况，移送需要进行密级鉴定的文件。 4、“鉴定结论”违反了“保密局8号文件”第九条关于“密级鉴定书的内容(一)被鉴定材料中具体事项的名称；(二)鉴定依据和鉴定结论；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四)鉴定机关的名称和鉴定日期”的规定，没有冠以《密级鉴定书》的名义，没有明确被鉴定材料中具体事项的名称，没有说明其法律及事实依据。（五） “鉴定结论”所鉴定的送检材料形成时间及鉴定所得出的结论均在2004年11月以前，师涛辨认及其笔记本被查获均在2004年11月以后，也就是说，“鉴定结论”所鉴定的送检材料不是师涛在笔记本中记载的内容，也未经师涛辨认，故该“鉴定结论”对师涛来说没有任何关联，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据意义。三、退一步讲，即使师涛向境外提供“中办文件”的行为能够被认定，但从宪政的角度，本案涉及公民知情权、新闻自由和国家秘密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公民知情权、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发生冲突的时候，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理念更倾向于保护公民知情权和新闻自由。

（一）根据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2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所体现的宪政精神，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机关掌握的信息享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即公民知情权。1、公民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个人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因此，公民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2、保障公民知情权需要信息公开，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与信息公开相对的是保守秘密（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国家秘密），现代法治国家执政理念是：信息公开是原则，保守秘密是例外；因此，国家秘密范围要尽可能小，而且确定是否是国家秘密要有道德的、政治的、实际的考虑，否则，如果把什么都看成是国家秘密，那么，什么都不是国家秘密 (１９７１年６月发生的《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事件，是如何处理公民知情权和保守国家秘密之间矛盾的典型案例。在此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六票对三票判决《纽约时报》胜诉，美国政府败诉，撤消了报纸禁载“五角大楼文件”的限制令。美国人民由此可以透视更多政府的决策内幕，更有力地监督政府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故辩护人认为：“中办文件”关于：“六·四”十五周年将至，防范境外分子闯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减少群体性上访、要安定团结等内容是公民有权获知的信息，不应将其作为“国家秘密”而不让百姓知晓。

（二）新闻自由是公民知情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将政府活动公开、透明，将公权力的运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故在新闻媒体面前没有秘密可言，保守国家秘密是公职人员的义务，而不是新闻记者的义务（除非新闻记者披露的内容对国家安全具有即时而紧迫的危险）。1、被告人师涛作为一个记者，从其职业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职责来看，他有权将他合法获得的认为需要公众了解的信息予以公开（前述《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事件甚至是非法获得）。2、师涛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仅是一个普通记者，故从新闻自由的角度讲师涛不是承担保密责任的主体；师涛所在的《当代商报》社是一个民营参股的地方报社，以师涛的身份和报社的级别、性质，是没有资格掌握任何国家绝密级文件的。“中办文件”传达到该报社，已无密可保，正如高考试卷，一旦考试完成，就不再是国家秘密。

（三）从本案涉及的师涛记录的“中办文件”摘要来看，其内容只是关于稳定、宣传工作的政策规定，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八条中列举的“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事项。具体为：师涛向境外提供的信息，1、不属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否则，就不会层层转发传达到基层，而且层层转发传达文件的过程，也是解密的过程；而且师涛也没有见过“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原件。　　2、不属于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或外交和外事活动中或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而是关于“稳定工作”的政策精神，完全是社情民意方面的内容，是凭生活经验就能感知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3、不属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或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这是任何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都能从信息内容得出的结论。　　4、不属于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正如上诉人所言，境外网站发表该信息，正好阻止了海外人士闯关，这与中办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恰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防止了刑事犯罪。　　

综上，恳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考虑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撤销原判决，依法判处被告人师涛无罪。

师涛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莫少平

律师丁锡奎

二○○五年六月九日

师涛二审自我辩护

2007-06-22T05:33:00.000-07:00

转自：维权网

本人获“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几个焦点问题的自我辩护

师涛

尊敬的法官先生：

本人（二审上诉人）2004年11月24日在山西太原被绑架、拘传至今，已半年有余，其间“有幸”经历了刑事拘留、逮捕、庭审、宣判、上诉等司法程序，犹如一场浩劫，其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身在事外的人难以想象与体会。与其他在押人员所不同的是，面对这刻骨铭心的遭遇，我没有丝毫羞愧，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而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更加向往自由快乐的生活。亲情、友情、书籍和诗歌自然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我，给我无限的关怀和力量。如果说“苦难是金”，那么此时的我已如此富有和满足，心中充满言说的渴望。最为关键的是，就本案中所谓的做案“动机”、“手段”、“情节”、“后果”等法律因素，随着自己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能力的提高，对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做了详细的自省与思考。现郑重声明：不论此前是否有过犹豫与迷惑，有过怯懦与妥协，放弃过抗争与申辩，或者其它种种暂不便公开表明的原因所导致的各种不利于本案的因素，那么，我将向法庭，向我的辩护人，向我的亲朋好友，向海内外关心、帮助我的所有团体、组织和个人，清晰、明确地表明我的立场和观点，那就是：我无罪！现就本案中几个焦点问题再次辩护如下：

一、中国台湾绝不是“境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的一部分。中国台湾驻外机构、重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或个人，在政治意义上，在主权意识上，在法理层面上，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主权概念上的“境外”。《民主论坛》网站是一个独立的媒体机构，其负责人洪哲胜博士系中国台湾人，虽然其办公场地之一设在美国纽约，但他“中国台湾”籍身份，网站服务对象，涉及内容话题，均离不开“中国”二字，突破不了“中国台湾”这个大框架。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为本人定罪，实质上即将台湾判定为“境外”，分割主权，混淆视听，自相矛盾，希望二审法庭立即依法预以改判，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和恶劣的国际影响。事实上，中国执政当局曾多次犯过类似的错误，制造多起广为人知的政治笑话。例如，1989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有口误“海峡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如，2001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一事，竟严厉要求日本政府（依日本国法律）惩治这些右翼分子。本人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曾无数次接到“有关部门”各种形式的通知，如要求不得转载香港、台湾媒体的报道，不得发表有关香港（民主选举、“七一”大游行等）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不得擅自报道和评论有关台湾民主选举的新闻，不得转载和引用《苹果日报》的文章，不得下载和炒作被大陆查禁的但在香港出版的有关书籍的内容和话题（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高文谦的《晚年周思来》等）。凡此种种，充分表明，中共执政当局一方面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可在另一方面，却多年一贯地在大陆地区强行阻止人民了解香港、台湾事务的真相，强化香港、台湾人员与大陆的身份识别，用意识形态这道鸿沟阻碍两岸中国人民在政治、文化、新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以政治认同强行代替人文认同。不论从何种角度去论证，台湾人民都有权了解大陆的“社情民意"，而“国家秘密"之于台湾民众，也绝非他国或“境外”之“国家秘密”。道理很简单：假如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中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多年一贯地称中国大陆、中国湖南省为“境外”，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胡锦涛总书记还会邀请他们访问大陆并与之“亲切会谈”吗？

二、新闻报道不是“非法提供”本人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先后在西安、上海、太原、长沙等地近十余家报刊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记者、编辑、新闻中心主任、编辑中心主任、常务副总编等职务，有着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职业敏感。新闻工作的天职就是揭露事实、客观报道、公正评说，服从人民的意志。就本案来说，仅仅是报社最普通的一次编前会上的口头传达，在一没有看到原件；二是传达范围如此广泛；三在事后没有任何人强调并确认的情况下，本人完全有正当理由否认此所谓“绝密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在当时的现场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所称的“秘密”与法律意义上的“绝密”等同起来，任何人都有可能将这份《通知》无限制地“通知”出去，任何新闻媒体都有可能及时、准确地将其作为报道内容。《民主论坛》网站作为一家中国台湾人开设的独立媒体，既非情治机关，也非研究机构，完全有独立报道的权利。新闻报道一旦被扣上“非法提供”的罪名，那么新闻工作的合法性将缺乏可靠、合理、公正的法律依据。

三、“通知"就是“通通知道”按照新闻工作从业十余年的经验，按照普通群众对字面的理解，按照中国新闻管辖制度的 “游戏规则”，“通知”就是“通通知道”，并不会使人产生歧义。中国执政当局及其各种宣传机构，通常都是以《通知》的形式发布政策、法规、指令、要求、决议和会议精神，比如中央1号文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关于治理报刊乱摊派的通知，关于扫黄打非的通知，关于矿难事故的通知等等，2005年4月25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更是要求“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而令世人大开眼界的是，同样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文件，同样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同样是依例应当预以公开的日常政务，同样冠以“通知”的名义，这样一份应当“通通知道”且事实上已经“通通知道”的文件，竟然会成为一份“绝密文件”呢？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1号文件大张旗鼓地通知到每个角落，解决人民群众“说话”问题的11号文件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羞”于见人呢？希望二审法庭给予适当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裁定，并让全天下人“通通知道”本人的所谓重大“罪行”。

四、本案不存在所谓“敌对分子”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中刑一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中称“本院认为，被告人师涛为向境外敌对分子通风报信，故意将其所知悉的属于绝密级的国家秘密提供给境外的机构，危害国家安全，”对此，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所谓“敌对分子”的说法并不成立。《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中所列举的所谓不稳定因素，如“”分子、“”、“知识分子自由倾向”、“拆迁户”、“群体性上访”等，均为泛指，并不针对具体的个案和个人，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后，传播对象也是模糊群体、各色人等，并不具体的个案和个体，笼统地指称为“敌对分子”并强辞夺理为本人定罪，实在是于法无依，实在是“欲加之罪”。

五、本案没有危害主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1号文件《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通过会议传达、口头传播、网络报道等各种方式，基本上达到其“通知”的目的，然而，通过司法程序为本人定罪，却未发现本案给“国家”造成一丝一毫危害，不论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党利益、国防科技、商业活动、文化交流、经济项目、各种资源、公益事业、乃至安定团结等这些构成“国家”概念的各种要素，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因本案而蒙受任何损失，因此绝不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所罗列的各项罪名。另据新华社报道， 2004年全国有1700多万人写了入党申请书，中共党员人数已达6960万人，如此众多的人员狂热地加入中共党组织，足以说明本案也未对执政党利益造成任何危害。作为犯罪要素的危害主体不存在，危害后果不成立，“情节特别严重”更是莫须有，作为一起犯罪案件根本无法成立。

六、揭破“稳定工作"的真相稳定工作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大事。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天灾”与“人祸”两大类。天灾指地震、海啸、台风、水灾、旱灾、虫灾、瘟疫等，人祸就比较多，如战争、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如因政策性误导致的管理混乱、失控、崩溃等）、食品卫生安全、就业危机、教育危机、能源危机、政府信任危机、政党的恶性竞争、独载专政下的立法危机、暴政引发的自发反抗等等。按照中国的“国情”，恰恰是这些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重点稳定工作，至今都很难达到公开、透明，多年来造成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3年那场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非典”疫情，若不是先生冒着巨大的风险将真实情况及时“非法提供”出去，恐怕整个中国将会在白色恐怖中蒙受更为巨大的损失。重大不稳定因素不公开，搞“暗箱操作”，玩文字游戏，玩数字游戏，却要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保密”的代价，拿普通公民作为惩治的对象，拿新闻媒体开刀，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若掌上玩物，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这才是中国稳定工作最大的隐患。但自1989年以后，稳定工作的对象就一直以无辜的、不知情的大学生为主，每年4-6月份，凡涉及大学生的新闻与话题，都成为新闻报道的“高压线”，以至于神经过敏，有时连高校的伙食卫生等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成为报道禁区。从此之后，“稳定工作”的通知增加了许许多多内容，包括特大交通事故、贫困地区儿童就学、下岗职工问题，一些特意“打招呼”的刑事案件或经济案件，艾滋病、特种警车牌号、城市拆迁、计划生育、农村换届选举，甚至有时候连批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或某档节目、某个主持人等等，都被挡载上“稳定工作”这艘“超级巨轮”，而屡次三番下通知、开会传达，要求禁止报道。而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所谓不稳定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却全部都是在各级政府行政范围内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应当公开公正解决的问题，都是如果公开报道会加速解决并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日常政务或社会问题，相反，促使这些问题大面积频繁发生，积少成多，积著成患，成问题“皮球”者，基本上都与各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各行业职能部门或司法机关不良行政、不作为、不公正裁判、不合理决策或违规操作有关。也就是说，多年以来，所谓的“稳定工作”及其公开或秘密的“通知"，并没有达到沟通民情、服务社会、造福于民、廉洁行政、提高效率的目的，并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反而用高压手段对出现的此类各种问题进行隐瞒与误导，阻止人民了解真相，打压各种维权活动，封堵人民表达意志的各种渠道，其中，执政当局的各级宣传部门充当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北京大学焦国标教授一篇雄文《讨伐中宣部》只不过“一不小心”捅破了这只大脓包，而数以千计的新闻单位和成千上万的新闻工作者却已经在这样恶臭的环境下硬着头皮苦苦生存多年。每家报社、电视台、电台总编室墙上张贴着各种各样的“通知”、“指示”、“要求”，就是最有说服力、最深刻、最触目惊心的证明。在本案中所涉及的所谓“不稳定”因素，也同样如此。“知识分子自由化倾向”违反了哪一条法律？拆迁户和群体性上访哪座城市没有经常发生？“”的所作所为全世界有目共睹，又有何“绝密”可言？“”分子年年都在全球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唯独中国政府严密封锁有关消息，竟也成为“国家秘密”；香港民众和平维权行动没有超越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游行集会活动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大陆人民了解和评论。不知道这些“国家秘密”编织的一份“绝密”文件背后，究竟掩盖着何种用心？大陆人民在这样极端严厉的新闻封锁之下还要忍受多久？在不敢讲真话、不愿不讲话、不许讲真话、打击讲真话的政治体制之下，一个人、一个党或一个政府的诚信从何而来？“先进性”又从何谈起？当《皇帝的新装》这出政治童话天天上演，说真话的“孩子”就会遭殃，北师大女生刘荻、湖北作家杜导斌、陕西青年赵常青等纷纷下狱，成为二十一世界之初一幕幕最荒诞的政治悲剧和法律闹剧。今天当我也获罪下狱，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的场所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事件十六周年，反思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来所了解到的成百上千条“不稳定”因素，思考这么多年来泱泱大国竟少有人去质疑这么个“本末倒置”的所谓“稳定工作”及其各种 “通知”，感到无限的悲哀。如果因为本案而引起更多人产生揭破“稳定工作”真相的兴趣，勇于捅破这层“窗户纸”，敢于嘲笑这件具有中国特色的“皇帝的新装”，那么，我会把坐牢的磨难和苦役，看作是一件神圣的工作，愉快地去面对它。

七、本案及其判决完全是对本人迫害的结果自1989年以来，“有关部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本人进行长达十余年的监控、监视、跟踪、窃听，最后抓捕入狱。如果不用“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项指控为本人定罪，也会罗织其它罪名，甚至采用其它非常手段进行“惩罚”。长期以来，本人的电子信箱、电话通讯、日常工作、人际交往、私密生活等，均受到严重干扰，失去最基本的安全。一些同事、朋友受到牵连，同时得知，更多的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待遇”。本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时至今日，包括西安等地众多的亲朋好友和同事，都对我频频跳槽更换工作、离家出走等行为表示不理解，我本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别人根本无法了解。获罪下狱固然痛苦，失去隐私安全更令人恐惧和不安。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是因为我念念不忘“文革”悲剧，不忘“”惨剧，念念不忘独裁专制主义的政治浩劫对于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当我通过自己的笔，把心中的疑虑、困惑、痛苦和恐惧一字一句讲述出来，并与更多的文字撞出共鸣之声，就是灾难降临之时，只是“他们”下手的借口和时机问题，一条通往监狱大门的道路早已为我铺开，而我自己也曾多次在诗歌中描述过这样的预感：“又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春天，一个怎样流血的春天”（《天堂的边疆》），还有组诗《安息日》等。许多读者朋友读不懂那些急躁的词句后面隐隐传来的镣铐之声，而那金属早已将我折磨得筋疲力尽，直到有一天，一只早已准备好的黑头罩套在我的头上，一出早已安排好的悲剧在2004年11月25日那场大雪之夜，在长沙火车站站台上达到轰轰烈烈的最高潮。

八、勇于承担责任才是诚信政府综上所述，以及之前的《上诉状》与《辩护辞》，本人再次明确地通过法庭表达本人对于此案的最后几点诉求：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纠正将《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列为“绝密级”文件的作法，切实做到政务公开，取信于民。勇于承担责任才是诚信政府。2、国家保密局收回为办案单位出具的密级鉴定书，与原件校对后重新做出结论。3、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听证会，对“国家保密局为终极裁定单位”等法律条文进行听证讨论。4、各级宣传部门及其文件传达人应承担泄露文件内容并广为人听知造成的本案及其它各种后果。5、侦查部门、起诉单位和审判机关启动相应的司法程序，宣布本人无罪并立即释放。6、各有关部门应承担的由于本案所造成的其它一切后果。7、所有的结论应无条件向社会公开。8、本人保留一切权利对此案进行追究，维护合法权益。9、二审法庭应公开审理此案，并允许新闻记者和公民旁听。10、包括本人在内的所有人员均有权对二审及裁定结果作公开报道和评论。

此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辩护人：
师涛二00五年六月四日

师涛案一审判决书

2007-06-22T05:31:00.000-07:00

转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站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5）长中刑一初字第29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师涛，化名“198964”，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山西省太原市军安里小区三号楼西单元102室。因涉嫌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于2004年11月24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4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市看守所。

委托辩护人佟文忠，上海市天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长检刑诉字（2005）第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师涛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于2005年1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苏双技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师涛及其辩护人佟文忠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2月11日至同年4月22日期间，被告人师涛受聘湖南省当代商报社，任编辑部主任。同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湖南省当代商报社副总编王某某、杨某某在例行评报会和编前会后，又召集该报社要闻部、热线机动部、编辑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一个专门会议。在该专门会上，王某某口头传达了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4]11号）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强调该文件属于绝密文件，不能记录、传播，但被告人师涛私自将此重要内容摘要作了纪录。同日下午19时许至凌晨2时许，被告人师涛在其办公室，通过其个人的电子邮箱huoyan-1989@yahoo.com.cn，向位于美国纽约的“民主亚洲基金会”筹社人之一、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电子刊物《民主通讯》主编洪哲胜的电子邮箱caryhung@aol.com发送了其私自纪录的上述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将提供者化名为“198964”，同时
要求洪哲胜尽快想办法发出去，但不要用师涛的名字。当日，署名“198964”提供的上述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在《民主论坛》刊登发表，此后又被“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转载发表。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证人证言、密级鉴定书、相关无证、书证、抓获经过材料、现场照片及物证照片、被告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该院认为，被告人师涛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向本院提起公诉，要求依法判决。

被告人师涛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本案的定性不持异议。被告人师涛辩解：“其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其辩护人辩称“鉴于被告人师涛的行为并未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和认罪态度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师涛于2001年4月与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电子刊物《民主通讯》的主编洪哲胜（中国台湾省人，居住美国纽约，系“民主亚洲基金会”的筹设人之一）相识。2004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湖南省当代商报社副总编王某某、杨某某在例行评报会和编前会后，又召集该报社要闻部、热线机动部、编辑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时任该报社新闻中心和编辑中心主任的师涛参加了会议。王某某在会上口头传达了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4]11号）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强调该文件属于绝密文件，不能记录，不要传播。被告人师涛将此重要内容摘要作了纪录。王某某发现师涛在作记录，就提醒师涛不能作记录，但师涛仍在记录本上作了详细记录。当日晚23时32分许，被告人师涛为向境外敌对分子通风报信，利用其独自在办公室值班之机电话上网，通过其个人的电子信箱huoyan-1989@yahoo.com.cn向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的电子信箱caryhung@aol.com发送了其纪录的上述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将提供者化名为“198964”，同时要洪哲胜尽快想办法发出去，但不要用师涛的名字。当日，署名“198964”提供的上述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在《民主论坛》上刊登发表，此后又被“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转载发表。

说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国家保密局作出的密级鉴定书，证实被告人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的材料内容与“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绝密级）中的小标题内容基本一致，泄露了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基本内容，应当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2、书证：①、被告人师涛于2004年4月20日23时使用其个人的电子信箱huoyan-1989@yahoo.com.cn通过互联网将中办发[2004]11号文件内容摘要发送给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的电子信箱caryhung@aol.com的电子邮件一封，内容大意为师涛要洪哲胜尽快想办法将中办发[2004]11号文件发出去，但提供者不要用师涛的名字，而是化名为“198964”，后附有文件摘要内容；②、通过互联网下在的在《民主通讯》、“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境外网站和电子刊物刊登发表的署名为“198964”者提供的中办11号文件摘要的资料，该资料经被告人师涛辨认，确认与其所提供的国家秘密的内容一致；③、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敌对分子洪哲胜的身份资料，证实洪哲胜是中国台湾省人，居住在美国纽约，系“民主亚洲基金会”的筹设人之一，系境外网站“民主论坛”及电子刊物《民主通讯》的主编；3、取证笔录、物证笔记本，证实2004年12月6日，被告人师涛的妻子王媛将从其家中找到的师涛记录有中办11号文件摘要内容的笔记本交给国安机关的事实，及被告人师涛的笔记本上记载有“4月20日开会传达宣传部文件（绝密文件）（中办11号文件），中办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知。”等文字，后附有文件摘要内容。该笔记本经被告人师涛的辨认，确认系其所作的纪录；4、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材料，证实IP地址：218.76.8.201，时间：2004年4月20日23时32分17秒的对应用户资料如下：用户电话：0731-4376362，湖南《当代商报》社。地址：长沙市开福区建湘新村88栋2楼；5、现场照片及相关物证、书证照片；6、物证：①、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作为稿费寄给被告人师涛的支票一张及信封一件；②、被告人师涛的另一本笔记本，上记载有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的电子信箱号码；③、证人王某某、彭治国的笔记本，上均记载有中办11号文件的摘要内容；7、证人王某某、杨某某、彭治国的证言，证实2004年4月20日下午5时许，王某某在专门召集报社部门负责人开会的会议上，口头传达了中办发[2004]1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摘要，并强调该文件属于绝密文件，不要传播。被告人师涛参加会议并作了纪录，王某某发现师涛在作记录，就专门提醒师涛不要作记录的事。8、证人易素芬、何平、胡有德、洪宇的证言，证实报社负责人在传达省委宣传部的重要精神的文件时，如强调不能传播，是绝密文件，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均会将该文件视为国家秘密的事实；9、抓获经过材料；10、被告人师涛的身份证明材料；11、当代商报社招聘人员登记表，证实被告人师涛于2004年2月11日至2004年4月22日受聘于湖南当代商报社的事实；12、被告人师涛的手写自诉材料及供述，均对其故意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上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师涛为先进外地对分子通风报信，故意非法将其所知悉的属于绝密级的国家秘密提供给境外的机构，危害国家安全，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际秘密罪。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师涛的行为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师涛辩解：“其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中规定，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已经国家保密局鉴定为绝密级国家秘密，其行为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故此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辩称：“鉴于被告人师涛的行为并未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和认罪态度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经查，与事实相符，故此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师涛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其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4年11月24日起至2014年11月23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后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欧阳华
审判员柳志敢
代理审判员谢绍平

二０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印）

书记员黄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