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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察为何作恶概率特别高？

2010-03-29T13:00:00.000-07:00

信息：曾在天涯、Qzone、人人网等地被删除

警察的职责为何？我想大家应该能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警察作为用纳税人钱所养的政府机构中之公务员，其主要任务是依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安宁、防止一切危害民众的行为、促进民众福利。一九九五年颁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也没有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有所例外，如此看来，我们的警察定义在表述上应该算是与世界普世价值接轨了，但问题是，有了与世界普世价值基本接轨的警察定义，也颁佈了不算完备但也还过得去的警察法，为何现在警察作恶的概率却越来越高呢？

我们的“中国特色”在於，法律的定义是一套，执行的却是另一套，而实质甚至有可能刚好相反。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是天然地分裂为“两个中国”。即文字和法律里的中国看上去与世界上那些民主自由国家的差距并不是想像的那般大，但具体执行和实际效果却有可能与法律和文字表述刚好南辕北辙.这就造成了如下可怕的后果：“两个中国”陷民众於分裂之中，信法律吧，它在该保护你权利的时候却装聋作哑，甚至被扭曲；不信法律吧，它在惩处你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正义”。民众只好随时处於囚徒困境之中，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只能做甘愿听命的奴才。

警察作恶的制度性根源

由於法律不公正、司法不独立，警察沿袭此前专政机器的意识形态而来，使得他们成为政府机构乃至官员私人的保护工具。再者，几十年来的愚民宣传，使得许多民众和几乎所有警察，都不知道警察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所养，为民众服务才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职责。但问题在於，官方（共产党）给警察和民众灌输的是，警察是党和政府所养，因此听党和政府的话不容置疑。所以才有许多官员在大搞官商勾结，野蛮拆迁，盘剥民众利益，造成群体事件时，大讲特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胡话，彷彿警察的确是他们豢养的。由此一来，警察便直接变成压制民众正当利益、危害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的暴力工具，成了政府机构乃至一些官员的私产，对群众的非法拘禁关押、刑讯逼供、致残致死，就逐渐成为家常便饭，从而使“维稳”第一线的警察，处於与民众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之中。

众所周知，由於官方变态的维稳策略，使得警察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为恶有增无减，一年胜过一年。中国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批准实施了它於一九八六年和联合国签署的“国际反酷刑公约”，可是发生在中国的酷刑之多，却恰恰令人瞠目结舌。单是最近一年来，云南李荞明的“躲猫猫”、云南邢琨的鞋带上吊、海南罗静波的“洗澡澡”，江西九江看守所猝死的李文彦“做梦梦”、河南鲁山王亚辉“喝水死”……就可以证明中国警察是如何视 “国际反酷刑公约”如无物。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自身尚有缺陷，其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更与人权宪法严重抵触.任何不受真正监督的公权力之职业，其作恶概率都不低，但警察作恶的概率尤高，除了他们只听命於领导外，还在於他们不受约束的执法权力，以及手中所拥有的常人所不可企及的为恶工具。这使得他们在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肆无忌惮，这就是贵州安顺农民被警察无辜枪杀，许多民众进了警局便遭受酷刑的真正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三十二条称：“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採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有错不改，只听命於官员颟顸愚蠢的行为，这便是警察为恶概率有增无减、乃至时常犯罪的根源。官方的权力不来自民选，他们违法犯罪起来，肆无忌惮，任何一个稍有权力的官员都可以通过违法使用公检法，来达到其迫害公民的目的。警察法的第三十三条又说：“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这不是既卖矛又卖盾吗？领导的话必须听，命令必须执行，但超越法律和职权范围的事可以拒绝，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告知民众，权大於法吗？即便所做之事真的超越法律和职权范围，又有几个警察能秉公执法而不为恶的呢？所以警察作恶，在中国目前这个糟糕的制度下是绝对的。哪怕是并不直接执法的警察，他们也难以避免。那种用上级的命令来为自己执行错误做法背书的警察，遍佈中国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注定了警察这个职业在目前中国与恶行为伍的必然现实。

中国是个互害社会

我不是搞职业歧视，也不做道德审判，只是从职业为恶概率来讲，警察绝对是当今中国所有职业中，除各级政府官员外，为恶概率最高的。有人会说，警察只是工具，就像一把刀一样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可惜的是，警察不是一把刀，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得守法、就得有人性之善、有做人之底线和道德约束，不能说你变成警察后，这一切就不讲了。事实上如今许多中国警察，就片面地强调其作为工具乃至作为一把刀的一面，丝毫不顾及人这个群体所应有的法律要求和职业规范，一味地为官是瞻，做起恶事来没有丝毫良心上的歉疚和愧悔，反而感觉是被政权认可的群体而沾沾自喜。我早说过，在这个糟糕的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请参看以前的拙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声援国安维权》等──中国是个互害社会，没有谁能够摆脱被迫害的命运.那种作恶起来不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想法，使得一些稍有权力的人包括警察，肆无忌惮，当他某一天身陷不测深渊，反悔起来，为时已晚。事实上作为警察不顾一切地作恶，希冀得到上峰的注意和提拔，但当你由於为恶超过某种限度，引起群体事件，而官员的上级又要拿人开刀的时候，你作为警察可能就是第一个牺牲者。

总而言之，中国警察作恶概率特别高的原因，无非有下几点：

一是无原则地听命於官员，哪怕干违法犯罪和不属於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为了得到官员的提携、增加人脉资源而在所不惜。

其二，无非是权大於法，官员的命令，任何稍有良心的警察也不敢违抗，你要违抗就只有被迫害、被整肃，因此干警察这一行就得昧着良心为恶，为恶成了一种必然，只是作恶多少的问题。

其三，一些不良警察为了自己往上爬，不惜放弃良知，打压公民维护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这样主动为恶的警察在官方的愚民教育下，也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

其四，由於公权力肆无忌惮、不受约束，使得警察作为公权力的具体执行者，其恶行很少受到制裁，於是助长了一些警察为恶的本能冲动，不少警察作了恶还洋洋自得。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警察的作恶行为，都是在为自己和政府掘墓，因为民众不可能一直听任你们的恶行继续下去。要使社会良性发展，大家必须遵守目前尚不完备的法律，任何人不得有例外，否则社会将无法避免发生大灾难。

作者：冉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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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中国是个互害社会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看到标题，有人或许会撇嘴：你这话说得？四川大地震，我们的爱心不够弥漫吗？青基会，我们没有捐款吗？养老院、敬老院、孤儿福利院，我们没去做志愿者，没去做义工吗？是的，我要对所有这些人表达我诚挚的敬意。但遗憾的是，单是如此，还不能够动摇我所说的“中国是互害社会”的基本判断。在陈述“中国是个互害社会”的基本理由之前，我要说，从1949至1978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如果有人不明白，这个话题只有改天谈了）。1978年后中国慢慢有了社会，但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是互害社会。这种互相伤害，不仅损伤了中国人的品性和基本道德感，而且最大程度地伤害了中国人做人的尊严。有人说，尊严算个屁呀，我现在想的是如何要吃饭。我不否认吃饭的重要，但我要说，你要把饭吃有尊严一点，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官方在大赞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如果还停留在毫无尊严的为一碗馊稀饭而努力奋斗，这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呢？这里面有拜中国是个互害社会之赐。

中国这个互害社会的文化基础和制度根柢，当然与我们几千年来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有深刻的关联。但对这个国家互害的大规模加码和迫害，肇始于四九年后官方的阶级斗争政治管理理念、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一句话，这个没有社会的畸形国家，官方为了将民众的利益剥夺干净，治理得服服贴贴，所采取的方式都是让整个社会处于恐怖之中，不特民众恐怖，连官员也是恐怖的，像刘少奇、彭德怀等这样的高官都要害死——我不是说他们的命就比普通民众的命高贵，而是举他们作为极而言之的例子——命都不能保，除了无所不在的恐怖的宽度，这就是恐怖的强度。在这种政府对民众高度不信任、带有威胁的恐怖控制之下，于是兄弟阋墙、父子反目、夫妻告讦、同事揭发等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事，被官方认定为向党组织交心、向党靠拢的“高尚”之举。所以人与人之间从“防人之心不可无”到主动去害人、创造性地害人、以害人为己任，把害人当作向党献礼的“高尚”举动来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换言之，四九年后官方治理国家的理念，就是大规模唤醒并激发民众身上的恶，让民众互相撕咬，互相攻击，捏造诬陷，希图全身自保。其实自保者最终才知道自己只不过被害晚几年或者被杀晚几个小时的苟活而已。

如果1949至1978年中国是政治上的互害国家的话，那么如今则是政治、经济及诸种利益上的互害社会。政府衙门都各尽其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个职能部门都将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私人化，你到我这来办事，我制约你给脸色看，反之亦然。所以政出多门，叠床架屋，互相扯皮，没有效率是常有的事。至于老百姓就更惨，他到所有的部门都得看脸色，都得被踢皮球的各部门摔摆够——还不一定能办成事。所以再差的老百姓都要找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背景靠山，办事不成，就去求情，大家共同玩潜规则，玩得自得意满，真可谓喜气洋洋。本来可以按正规渠道办好的，但却要到处去求人去打点，其实他没有看到这里面，对人格的侮辱，求人的窝囊，以及求人过后的还情还债，增加了许多有形及无形的成本。而这样的事，除非你的官大你的官管用，否则你也难免要低三下四地求情。何况退休后，你也得体会一走茶就凉的世俗况味。也就是说，公务员之间及各部门之间，其实都是拿潜规则互相伤害，增加了各种扯皮成本，降低了效率。同时还培养了中国人喜玩阴谋，近乎无时无刻地玩阴谋，如此一来，丧失了发明创造的时间与精力，丧失了坦坦荡荡、一脸阳光地活着的乐趣。有些人由于信息的闭塞、洗脑的巨大作用，一生都不知道另外有的国家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还以为大家都像那样把求爹爹告奶奶，然后再在另一拨人面前装大爷的生活，当成天经地义的美好生活。其实这种伤害是一种恶性循环。

说中国是个互相伤害的社会，是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每个人的尊严都不一定能得到完全之保证。有人说，错，胡锦涛有的，他有尊严。在这个恶性循环的社会食物链上，没有谁可以例外，连胡锦涛也不例外。每个公务员在上级领导面前都是奴才或者装作是奴才，但每个领导人在下属面前都把自己当作是大爷。在领导面前低三下四受的窝囊气当然会撒到下属那里，有人会说，胡锦涛不会吧。且不说那些太上皇理论和太子党对胡的牵扯，且不说胡要成天说那些他都不相信的鬼话，且不说出行不自由，且不说退了也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想一想李斯的上蔡之恋吧，他们虽然衣食奢靡，但他们能得到真正的上蔡之恋吗），且不说自己一生说了多少违心话做了多少亏心事才爬到这个位置，且不说爬上了这个位置还得继续说假话，还得提防他们“热爱”的人民，对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一个小小的区县政府都岗哨林立，政府工作人员都像被圈起来养的猪一样“安全”，也许你觉得这个“安全”是一种享受，但在我看来这种安全是一种惧怕，浸透着无处不在的恐惧。也就是在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固然恐惧，但对此未必是普通老百姓的“专美独享”，即便官大如胡锦涛，他也一样生活在恐惧中。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你说这个社会不是互相伤害，这是什么呢？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弄得所有人都恐惧的地步，都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的政府还不思改革，难道他们爱上了害怕人民时的那种恐惧吗？难道得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不仅是我们普通人，而且还有那些达官贵人吗？是的。如果说普通人是因为被挟持，久而久之爱上了绑匪，那么官员包括胡温久而久之爱上这个绑架他们（当然也是他们在参与绑架乃至自缚）的专制制度。我们的民众和官员仿佛都像水牛喜欢滚烂泥潭并享受烂泥潭一样，并不知道可以把身上洗干净去享受那种不受拘束的、更多的自由生活。

中国社会畸形到所有人都恐惧，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互相伤害（三聚氰胺是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过两天我会写一篇《互害社会的样本分析》），已形成一个互相恐惧和互相伤害的强大网络。但官方和民众特别是官方都不思改进这个空前有病的社会，眼看这个社会继续腐烂下去，而不怕继续烂下去的鱼死网破，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愚蠢之举。虽然每个人受害的深浅程度不一，但受到伤害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要改变这样的现实，要付出我们的智慧和行动。

作者：冉云飞

2008年11月7日8：14分

于成都

有种的艾未未

2010-03-01T23:10:00.000-08:00

来源：冉云飞的独立博客

信息：曾在校内被删除

冉按：这是去年岁末为《艺术时代》杂志所写的文章，现刊于该刊今年第一期。该刊做了一个关于老艾的专题，分别为专访（老艾前半部分回答很精彩）、座谈会（有蒲志强、郝建等人的精彩言论）、崔卫平的《老妈蹄花》分析，以及我这篇文章。另外还有符号中国、民族主义专题，真是一本不错的杂志，非常厚重。杂志方给我寄了三十本来，如成都有推友需要，则可以免费赠送，不过最好是大家有个聚会，我一并送出（并且送《老妈蹄花》高清版），这样节约时间成本。2010年2月4日8：18分于成都

关于艾未未，说他的人已经不少，我能说出一点什么呢？他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不羁勇猛、善于创造，那都是说不完的话题。我跟他见面不多，当然不知道流传于他朋友间许多私密的段子，但好在有互联网的存在，我们共同在牛博国际开博客、在推特上一同战斗，所以常能看到他机趣横生的妙语猛话。

在我眼里，老艾算得上是个“四有青年”。当然这“四有青年”不是对官方同名奖项的承袭，而是一种有趣好玩的戏仿，但这戏仿不是穿着意识形态毛料装束的“五好家庭”，因为我不是来给艾未未颁道德奖牌，作旌表文章的。

我得公布我的四有标准是有种、有趣、有料、有心。要囊括四有标准，集其于一身，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有种的不一定有趣，有料的不一定有种，有心的不一定有趣，总之难以并美。有趣自是指情趣，很多种艺术门类都能玩的艾未未，当然不会缺乏。至于说讲话妙语连珠，擅编段子和故事，我也有所领教，而有心则是有一颗悲悯怜惜爱人之心，他这一点也很充足。今儿我只择他的有种来讲。

一：像傻逼一样站出来

艾未未是个多门类的艺术家，这两年以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行走于世界各地。这些装置和观念艺术，哪怕以古典材质或者是老旧的外型，依旧掩忽不住当代的叛逆与不羁。有的甚至是在简约底下充满混乱，在平静的表面下深蕴着波涛，一种不安分的气息成为他所有作品的“生理特征”，有一种深入那些物理器材后面的灵魂躁动。

参加对鸟巢的设计，可能是艾未未参与的最为普通观众所了解的现代风格的建筑设计。但当后来这一切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所左右的时候，他便出来批评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甚至点名批评张艺谋对官方的屈为逢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要说出如此的内幕和实话，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与巨大利益切割的准备。因为对于近乎黑社会的组织来说，这是一种令他们有锥心之痛的背叛，这种背叛比从不加入该组织分一杯羹，更令该团伙愤恨万分。在某些团伙看来，与它进行一些事项的合作，就必须忠心耿耿、全部委身于它，否则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现实，何况你还公然背叛，这是令他们没齿不忘的“内乱”，当然老艾并不在意他们切齿的“内乱”。知识界有名声的人，大多被收买，在这几年有“背叛”经历的，除了老艾，还有就是陈丹青。他对中国教育的愤怒和批评，对民国时期社会精神的一些准确把握，使得他这次“背叛”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和传播力。当然老艾本来就不在体制内，只不过一次合作，而陈丹青则是全部跳出体制本身的约束。

从“反水”、搞“内乱”之局出来后，老艾开始关注因上海警方枉法，使杨佳遭受极大侮辱，而导致杨佳报复的杀警案。在所有公共知识分子中，他是持续关注杨佳案最久的人，从呼吁司法透明到程序正义，再到批评官方指定的律师谢有明，与此同时声援、帮助杨佳父母走司法程序，最后杨佳被暗箱枉判，然后他每天点一支蜡烛以示祭奠，大约点了百多支。当多少人已淡忘这桩不公的大案的时候，他让人们持续地关注，从而反省人们自身的境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不公制度和权力机器这案板的肉，而任人宰割。因此关注杨佳案，既关乎公义，更关乎自身的安危与做人的尊严。

当川震中做死难学生调查和反对彭州石化项目上马的谭作人，被官方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将开庭时，同样做着死难学生调查之相同工作的艾未未及其公民调查志愿者团队，一行十几人于8月11日来成都，欲出庭作证，以证谭的无罪。但无畏的艾未未哪知从此误闯“白虎堂”，凌晨三点在成都的酒店里遭到一伙警察黑打，终至脑袋出血而淤积，堵塞脑血管，要不是在幕尼黑作及时的检查，生命必将不保。但他遭受这样大的打击，后来还受到有司的干扰、查账和威胁，他在接受媒体时依旧直言不讳地说，我就像傻逼一样站出来维权。有人说他维权太高调，劝他低调一些，他不为所动。及至有司约他喝茶，他坚决不从，并严词敦请他们放弃幻想，而且出之以戏谑之辞：国保就是电煲。在这个高压国家中，的确是个异数。

不特如此，他还在德国慕尼黑忍着被警察打而造成的脑伤，做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览——“非常抱歉”。这“非常抱歉”的展览标题和内容，继续展示出艾未未对社会和世界的敏锐观察，同时也彰显了他对中国政府的深刻嘲讽。联想到当时中国当局极力在法兰克福展示其出版大国所作的荒谬努力——不让戴晴、贝岭出席并演讲，而且与会者居然撒谎说中国写作是自由的——这个揭露中国真相的艺术展，艾未未只能用“草泥马”的精神来说一声“非常抱歉”了。艾未未用九千个书包砌成了一面大大的墙，里面嵌了“她在世上幸福地活了七年”的字样，可谓对当局的控诉。这位杨小纨小朋友悲惨的死去，在她亲人的惦念中，在艾未未持续地对政府责任的追问中，获得了永生。这和刘家琨与遇难学生家长一起建立的“胡慧姗纪念馆”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对个体生命的真正尊重。

在中国，很多人都以聪明人自居，以自己能世故，能虚与委蛇，能韬光养晦沾沾自喜，没有谁愿意犯傻，去为尊严而战，为自由而生。更不愿意去行公义，因为不想别人来搭自己努力的便车，而愿意去搭那些“傻逼”勇敢站出来所维护的公义的便车，这便是世故者所谓的聪明。人人都不想为公平正义而战，人人都愿意搭便车，从而陷入根本没有便车，全部深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而丧失做人的尊严。那些极其世故的、聪明的欲搭顺风车者，因无顺风车可搭，便去巴结人质劫持者，患上深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何在被共同劫持的状态下，当上一个人质的头目，便变成许多聪明而世故者的终极努力。但制度的互害、咬人兼自噬所造就的囚徒困境，会使得你的奴才身份成为终身的紧箍咒。再大的人质头目，终究是人质的一部分，不良制度才是无所不在的绑架者。

二：公民的草泥马精神

如果有人做个数字统计的话，我想某些词汇在中国正规印刷物和出版物上出现的概率不高，其原因是因为那些词汇敏感。我们祖先发明这些词汇——哪怕是翻译过来的外来词，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是为了供给我们尽情地表达一切的，而不是为了禁止我们拿来表达。可吊诡的是，权力决定着哪些词汇如阿Q头上的癞疤是提不得的，提了权力便要与你拚命，灭你于无形。所以“草泥马”和“马勒戈壁”这样的词汇终于以异样和悲喜剧的方式诞生了。

如果是在正常的国度，虽然也有时免不了“草泥马”，但他们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和法律维权来解决其间的利益纠纷，所以他们用不着杜撰一个“草泥马”而时常用之，甚至这个谐音的杜撰大有代替正牌货的地步。人的表达欲望，就像水一样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这里，它就往那里走。你说这个词敏感，那我就换一个谐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幽默谐音和曲为表达，反而有了一种悲喜剧的效果。有话不能直说，本来是件很悲伤的事，但你若出之幽默隐讳之词，而这词又得到了传播者和理解者的高度认可，就会很快流行起来，“草泥马”就是这样一枚流行在网络，“出口转内销”到传统传媒上的国骂词汇。这种隐讳幽默的词汇，用在公共领域内，就是一种争取自身权利的表达和对他人维权的声援，也就是说，“草泥马”一词具有对社会不公加以批评的公民精神。

艾未未是艺术家，他当然常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看法，直中最直接的就是“草泥马，祖国” 的十．一竖中指比赛，引得各地网友争相拍摄自己在各处建筑物、公共场所比中指姆的照片——从白宫到天安门等无所不有——传给他，让他及各位评委评选出好作品，以便传达出公共批判的意味。针对官方对政权、国家等意识形态等东西神圣化的倾向，于是艾未未以轻松、谐谑乃至恶搞的方式，以避开敏感语的办法，通过网络来传播“草泥马”的精神，从而使更多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在快乐中做一个知道维护自己权益和尊严的现代公民。

在做“草泥马”摄影展的过程中，工信部推出的名为保护青少年儿童，实为陷制人们言论自由的“绿坝”，惹恼了大批网民。于是号召翻墙有之，如北风从技术和操作上给出指导，专门写帖子给普通网友传播和使用。我也曾写过一篇《每天介绍一个人翻墙》，以示对封堵网络，阻扰我们自由获取诸种信息的官方之批评。艾未未则在网上号召在工信部预订的绿坝安装之日亦即七月一日，网友罢网以示抗议。当时有很多人还不能理解他这个罢网行动的意义，甚至对网络甚有研究，资深的网络控北风对他这次的行动表示质疑。我明显是个骑墙者，既支持北风号召人们翻墙，亦表达对艾未未罢网的坚决支持，后来他们双方对各自争取网络自由的意义都认可，这是很开心的事。老艾邀请北京的网友到他带着大片草地的工作场所去喝酒吃饭，还免费领文化衫 ——FUCK GFW，大家在快乐中完成罢网、反对绿坝的行为艺术，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又增添了生活的乐趣。这就是说，公民的草泥马精神，不仅是批评乃至愤怒，还有快乐，我们要学会在快乐中去为自己争取更自由的生活。至于老艾裸体照片的下体上遮掩着一种互联网才有的“动物”——“草泥马”的照片，那是用“草泥马”所做的最有趣的表达。

三：一个带着态度的人

艾未未在接受法国艺术批评家杰罗姆．桑斯的采访时，说自己是个带着态度做事的人，我认为老艾的自我表达惊人的准确。艾未未对语言有着对图像一样的高度敏感，他往往能够化繁为简、化腐朽为神奇、化愤怒为讥刺，直指人心、直捣黄龙，这样一来，他在有一百四十字限制上的推特上风生水起，跟随者众，已达一万六千多人。每当他对某事件发表简短看法的时候，从理论上讲，跟随他的一万六千人都能看到，加上一推再推的锐推，那么他的公共表达，就形成快速众多的传播，老艾的态度展示得淋漓尽致。

说艾未未是个带着态度和有内心想法的人，并不是说老艾有一整套的思想和体系。老艾是个没有主义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抽象的思想，他只坚持生命的尊严和为人之自由。他很多看法，全是从自身经历和体悟的常识与直觉而来。事实上，只要你睁开双眼去看，用心去感受，就能读懂今天看似令人困惑的中国。五一二大地震以后，面对众多的死难者特别是死难学生，使得有态度的艾未未，不能坐视不理。本来他也像我们许多中国人一样，都在期待政府负起公布死难者名单之责，但政府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为了免受对豆腐渣工程的追究，不仅不公布，而且还把调查这些数据的黄琦、谭作人当作罪人抓进监狱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未未自己出钱召集了几十位志愿者，分期分批进入灾区——单是第四批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就分成十二个小组——从学校、班级、遇难者姓名，做了大量细致的收集工作，独立采集获得近五千名死难学生名单。加上谭作人等人的调查名单，终于逼政府交出一份没有学校、班级、姓名的死难学生名单5335人。虽然政府依旧没能告知公民以真相，但让政府知道，我们每个公民都愿意且可以做些事情来推进社会的进步，让他们知道遮遮掩掩，必受民众持久的追问。艾未未调查小组在灾区的调查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警方、学校等机构的干扰、阻止乃至打骂，不少人受到搜身、拘禁之辱，但他们并没有退缩。具体事件可在艾未未调查小组的志愿者们的回顾性文章里——《公民调查 5.12地震遇难学生调查事件回顾2008年09月04日－2009年08月05日》看到。

没有态度没有韧性，艾未未及其调查小组不可能坚持得如此之久。在谭作人案出庭作证未遂，还被重度打伤以后不久，艾未未调查小组就推出了纪录片《老妈蹄花》。《老妈蹄花》把成都警察胡搅蛮缠、违法违宪的丑陋嘴脸展示无遗。凡是看过该片的人，无不震惊而感到警察作为权力机器的粗暴无理。像金牛法治科科长这样的人，包括后来打电话威胁志愿者刘艳萍的邱勇所长，都堪称如今警察低劣素质的缩影。《老妈蹄花》出来后，艾未未调查小组将其传到网上，分享给众多网友，而一些网友又将其添上英、日、法、德等语言的字幕，做更为广泛的传播，使灾区政府及警察不作为乱作为的恶政得到了跨国传播。到今年底，他在推纪录片《冯正虎回国》的同时，又推出《花脸巴儿》，反映了灾区的恶政和民众遭受打压的惨景，以及他们志愿者在其间所作调查的艰辛。除了深刻生动地展示了五一二大地震后天灾人祸特别是人祸之外，其所取题目，简洁切题，极合四川的民俗风情，“老妈蹄花”既是一道名菜，也是该片中的引子；而“花脸巴儿”就更是诙谐地讽刺了四川当地政府拆东墙补西墙、做猫盖屎等面子功夫的下作。

老艾在追查地震死难学生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因为家人和他自己受到不少阻力、威胁而停步，除了他们继续将调查所得，做陆续的后期整理外，还进一步和志愿者一起给中央及四川各地政府的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厅、公安局、青基会等几十个单位发出一系列信件，要求他们按政府公开条例公开一系列信息：校舍垮塌情形、财政使用情形、学生死难数字等，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可谓荒唐无比，竟然说要列出单位与用途，才会公开。难道一个纳税人、一个中国公民就没有权利知道这一切本该自行公布的信息吗？原来去年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有这样与公开透明彻底相违背的圈套在里面。这正好证明了政府每一次立法看似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所谓的依法治国，实则是通过立法的方式使民众深陷泥淖而无耻胜出，要么就是变成明目张胆的钓鱼。

四：终身的反对派

我对老艾在文革时期的事情了解甚少，由于父母曾受辱，他自然也不免有受辱的经历与感受。同时在文革后期，他可能因为父亲——位不一定很尊但名却很高的诗人——的“解放”，会使他的交往圈子和阅读圈子与众不同。艾未未可能读了不少普通读者无法读到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甚至有可能读到一些特定的“大字本”。这些“供内部批判使用”的东西，令人吊诡地完成了许多有一定来路的人之思想启蒙，成为七十年代末、八十代兴起的启蒙运动的嚆矢。

艾未未似乎在朝着一个终身反对派的路子挺进，挺进的路线和脉络相当分明。上世纪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初，他参加星星美展等一系列甚为活跃的艺术活动，打破几被窒息的死气沉沉的生活，诱发人们的审美感受，开启明智。后来居纽约，他也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对活动，在自由的美国争取更多的自由。大家都知道，在一个专制国家当一个反对者，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事，因为恐惧已经内化了，成为人们血液的一部分。所以专制国家的反对者并不多，如是反对者的话，一般都能因为现实碰撞和日常的挤压而显得真实，显得有比较坚定的反对目标。事实上，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做一个反对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民主自由国家允许你反对的事无限多，而且由于制度构架已处于稳定可靠的运营状态，使得大部分人对于反对某事反而还丧失了热情。有的人可以在专制国家做些反对的工作，但一旦到民主国家便丧失了对权利的敏感，对自由受损的切肤之痛，因此像老艾在约纽住了十二年，依旧葆有对不义之事斗争热情的可谓少之又少。

遥望八十年代、近观当下，许多与老艾同时代或者同龄的艺术家，都已经功成名就，在名声、威望、财富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很多人已经没有多少好奇心和活力。名望及财富成了不少人的名缰利锁，成了许多人的坟墓，有许多人老态毕现，只差抬出去埋了。早年做政治波普的讽刺与戏仿精神，荡然无存；架上绘画的不尽实验成为前尘旧事，过眼云烟；观念艺术上的勇于突破、给人新奇之感，成了目下老颓的回忆资料；行为艺术因害怕现实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而不拿出以前的勇猛精晋。但艾未未与他们不同，老艾的名望及财富不输于任何当代艺术家，但他一直有闯劲，一直活在当下，做一个活着的见证者。活在当下，不是说他缺少历史根系，没有未来展望，而是说他不回避自己与所处之荒唐时代的紧张感，并愿意身体力行地将这样的荒诞感记录下来。

不少艺术家多是自由主义左派，即在不否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更多倾注于积极自由；对自由主义和市场并不否定，但对正义与公平更为关切。如果非得给艾未未贴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他算得上是自由主义左派。以前我听说过一些老艾有种的事，但都没有这几年他所做的事情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效果。可以这样说，有种是老艾最大的特征，对公平和正义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老虎一般的饥饿感。

2009年岁末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