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王文琴：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

2010-03-09T16:39:00.000-08:00

信息：曾在人人网校内被删除，在天涯、Qzone等地未通过敏感词过滤

迟疑很久，我才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被一个问题萦绕：我为学校作了什么？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是北大本科生的时候，发表过一篇题为《未名湖，你听我说》的短文，写到了湖畔风光和刚刚过去的文革祸难，也写了自己得到某种选择的自由时产生的惶惑、思考和自勉。这篇文章曾做成配乐朗诵在电台广播，也被选入现代散文选集。我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诚挚坦率的言辞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这次前辈校友邀请撰写未名湖，我担心会重复旧话而不能动笔，直到我写完了《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也收集当时的文字资料。在前年完成的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所记六百五十九名受难者出自全国各地，按照姓名拼音次序排列，而这一篇集中于北大一个学校。

我未曾亲眼看见过北大文革。然而我在文革后考入北大，所以熟悉受难者死亡的地点——大多数受难者都是被害死在北大校园中的，也就是说，屠戮场所，就在未名湖周围。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打出一个一个方块字的时候，文字所指代的死亡地点会具体形象地浮现在眼前。

一九六八年，俄语系讲师龚维泰被关在第一教室楼。他睡在地板上，看守他的人睡在床上。十一月七日，他在系中遭到“斗争”，除了“坐喷气式飞机”即弯腰低头双臂被反拧在后形如飞机之外，拧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那天夜间，龚维泰用刮脸刀割动脉自杀。第二天早上看守呵叱他为什么不起床，掀开被子看到血流了一地。他的一个同事那天从门外经过，看到地面湿湿的，刚刚用拖把擦过，后来才知道用水擦去的是龚维泰的血。

我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常常在简称“一教”的这个楼里上课。坐在靠窗的座位时，看到窗外成群的燕子欢快地盘旋，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散文题为“啁啾”。但是我丝毫不知道脚下的地板上，曾经流淌过人血。看不到有关文字记载。文革刚刚过去三四年，留下的已经是水洗般的遗忘。

进北大西门往北，在校园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幽静的小湖。这小湖是北大湖群中的一个，却没有名字，似乎是真正的“未名”之湖。地处“海淀”（此“海”并非今日所说的“大海”之海），北大校园有若干小湖，未名湖是其中大者。那小湖岸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根横枝伸向湖面。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并停发生活费。一九六六年九月，当红卫兵们得到免费车票和食宿兴高采烈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的时候，杨明爱在那根横枝上吊死了自己。那小湖、大树以及那横枝至今依然还在，杨明爱的名字则没有人知道了。　

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三十七岁，家住北大旁边的蓝旗营一Ｏ九号。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傍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他们用铜头皮带、木棒和铁条毒打陈彦荣刘万才夫妇。下半夜一点，陈彦荣被打死，刘万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一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文革后“平反”，标准做法是付给家人二百四十元。陈彦荣有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北大给了他家二千五百元。他的妻子拿到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呐。”

人在哪里？他们原本是在未名湖边走着、跑着、工作着的活生生的人。在湖边，他们遭到了“斗争”，毒打，监禁，各种侮辱，还有心理摧残和折磨。六十三个人被害死了，占当时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如今未名湖水依旧，但是永远不会再现曾经投影其中的受难者的身影。

一九九八年为百年校庆编写了两卷本北大历史。我注意到，书中只印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连副教授都不记，更不要说年轻教员和普通职员、炊事员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学生在内的三十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不过，清华大学篇幅更长的校史连正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我为此问起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苦笑着说，就这样，还有人到办公室来纠缠，要把现有校史的文革部分删除。

对比于这种嚣张，是受害者们的沉默。

一九九九年，一位同届北大同学告诉我，历史系俞伟超老师在大教室讲授“秦汉考古”，听课的学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听说是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需要一本文革“词典”来解释这种词语，不过本书读者多半还都知其意）后自杀未死留下的残疾。他那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我立刻就往博物馆给他写了信，希望了解他的文革遭遇。

我从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邮局退回的信。

北大历史系在文革中有五个人“自杀”身亡。我用了引号，因为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自杀”，而是被文革谋杀的。俞伟超老师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卧轨，火车头把他铲出了轨道。他活了下来，文革后成为中国历史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我当然不会给他讲历史写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说如果北大历史系的文革历史都不写出，遑论别处。他的失去的手指显然也每一天都提醒着他的文革经历。但是，连他也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什么？我确实很想向他询问，而不是自己来猜测。可是我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经在去年离世。

北大之湖，名为未名。湖名的字面意思是从未命名，但是这“未名”就成为湖的名字。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别致的方式。但是北大的未被面对的近期历史，却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不能总是未被面对下去。

一本世界历史书谈到亚洲文明古国时说，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这种说法大概过于简略。不过，中国古代文明确实留下了很多历史书。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了记录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写作也承担了其他文明中可能并非由其承担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阐明道德原则和是非基准。正因为此，历史写作也更加具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文革历史的写作，对当代人尤其可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这项工作是为了面对历史、记录真相，也是为了社会的道德自救。

一九九Ｏ年代，在北大西门内，盖起了漂亮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远古时代的石器，在玻璃背后，在柔和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可是我也知道，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就在这块宅基地上，在互为直角的“民主楼”和“外文楼”对面，又加筑了两面围墙，围成了“监改大院”，关押了北大二百多名“牛鬼蛇神”。因为被关者不被认为是人，这种校园监狱被俗称为“牛棚”，全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个月，里面有监规，还有各种刑罚。英语教授徐锡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普通话说得不太流利，有一天没有能背诵出毛泽东语录，被罚跪的时候，头上还顶了一块板，板上放了一碗水，水翻出来就遭打。西语系另一教授朱光潜有一天正在“劳改”，一个看守人员叫他过去，扔给他一条绳子，说：“老家伙你活得腻不腻？上吊吧。要不，用剪子刀子也行。”文革中西语系也有五个人被迫害致死。

石器时代的文物当然应该珍藏，但是文革历史如“牛棚”也应该被记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应该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让人看到。在这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应该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今天，被希特勒杀害的三百万的人的名单已经放在庄严的大博物馆里和电脑网上的资料库里，被斯大林杀害的一百三十四万个名字已经被刻写在电脑光盘上和大量分散各处的小型纪念碑上。我想，有尊严的北大人不会同意，北大受难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纪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遗忘的。

五年以前，我在网络空间中建立了一座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宗旨是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这是一项志愿工作。我想借此文集发行，邀请校友们参与这项工作。我的电邮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谢谢你们。

王文琴

二ＯＯ五年七月

文革期间文物被毁清单——不许哭

2010-03-02T23:33:00.000-08:00

来源：搜狐博客
信息：曾在豆瓣被删除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 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两座800多年的古塔，什么都没留下来！

天下绝对没有自挖祖坟的道理，谁挖谁就绝对不是炎黄子孙！（不想多说啦，不要忘记历史）。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2010-03-02T23:26:00.000-08:00

来源：凤凰网
信息：曾在豆瓣被删除

核心提示: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 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

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1期
作者：王彬彬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 “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

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 ———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 “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 “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

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贪污来的钱，王守信并没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当一部分用于向上级部门行贿。王守信利用权和钱，编织了一张腐败之网。这也说明，腐败，在那个时候，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同样是1979年问世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也让人看到“文革”期间的官员是怎样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今天的一些人，他们之所以认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是以为那时的“群众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造反派”在夺得权力后，在敛财渔色上往往更肆无忌惮，更穷凶极恶。“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本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庄的主宰，他将怎样夺取财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预告。而“文革”期间以“造反”的方式夺得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了的阿Q。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中的那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夺得权力的。如果说王守信到1971年才开始他的“贪腐事业”，那《李顺大造屋》中的这个“文革主任”，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了。为了让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时候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我还是照抄小说中的几段：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使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引按：“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今天一些歌颂“文革”的后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做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代买一万块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过分漂亮，原是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马上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议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从“土改”时始，李顺大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造几间属于自己的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到“大跃进”开始时，备齐了可造几间房子的材料，却都被充了公: 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大跃进”过后，李顺大开始了新一轮的节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李顺大不再积攒实物，只是存蓄现金，等到钱备齐了一下子把材料买来，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开始时，李顺大又备齐了可造几间屋的钱，却什么也买不到了；却买什么都要 “走后门”了。用小说中的话说，那时，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正是看到了李顺大急于造屋却买不到材料，那个砖瓦厂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骗亦抢的流氓手段，从李顺大手中弄去了那笔买砖的钱。“文革主任”钱到手后，便串通公社“专政机关”，对李顺大关押拷打；待到李顺大“吃不消”时，他再来“解围”。这样做，就是让李顺大从此不提钱和砖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紧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这类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贿赂。粮食、鸡蛋、食油、老母鸡这几样，是我们那里农民“文革”期间用于贿赂的主要东西。送人母鸡的情形比较少。母鸡被称为“小银行”。在那年代，农民的日常开销，都指望着母鸡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盐和点灯，要完全靠卖鸡蛋维持。每个大队的小卖部，代国家收购鸡蛋。那时候，国家收购农民的生猪和鸡蛋，多多益善，据说是拿去换外汇。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每年腊月也就一家人家杀猪。

自家养的猪，必须卖给国家，价格由国家定；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于此也可看出那时国家是怎样剥夺农民的。杀猪没办法瞒人，所以国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鸡蛋国家也能控制，那时也会控制的。但实在无法制定一项禁止农民吃自家鸡蛋的法令。所以农民如果把自家的鸡蛋都留着自家吃，并不卖给国家，国家也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农民是很少吃鸡蛋的。来了客人时，会蒸个鸡蛋羹，那也是一个鸡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纳闷的是，国家那时在我们那里收购鸡蛋，是不论斤而论个的：无论大小，一律六分钱一个。那时，火柴二分钱一盒；食盐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猪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盒。六分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吃一个鸡蛋，就等于吃下六分钱啊，人们怎么舍得？鸡蛋是母鸡所产，所以农民也不会轻易用母鸡送礼。但在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时，也会送上两只母鸡。接受母鸡的人家，也并不吃，而是养着，让鸡下蛋。送母鸡虽不是送现金，但也相当于现金了。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求人办事，是送上一篮子鸡蛋、一担稻子、数斤菜油。在食物紧缺、营养普遍不良的年代，其价值，也不亚于今日厚厚的一个信封了。

1982年问世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被大队支书的儿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学是大队的小学；大队是支书的大队；民办教师的报酬由大队支付，也就是由支书支付。大队书记的儿子要当民办教师，普通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当然就只能让位。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寒窘之家可以没有非分之想，但却免不了会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额外之财。那时农村有所谓“赤脚医生”，一个大队一个。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为，“赤脚医生”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产物，体现的是对科学的极端蔑视。“赤脚医生”上门诊治，理论上是毋须付诊费的。这也是现在有些人歌颂“赤脚医生”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了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从来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里来，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加一两个鸡蛋。待他拿完药或打完针，就把面条端上。他也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待，下次要请他，就难了。我每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饭，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令这个大队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脏，怎么就不怕人家饭脏呢？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

1984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 “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 “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

中国只是很大的国家而已，没有底气无法腾飞

2010-03-01T17:11:00.001-08:00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信息：曾在校内被删除

无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总数，中国都堪称世界大国；无论历史的悠久还是文化的传承，中国都是世界大国。做为大国的中国是否崛起，就看共产党执政的这六十年。

毛泽东1949年宣布新中国成立，1950年就开始“镇压反革命”，然后是“三反、五反”运动，接下来是“反右”和“大跃进”，连续三年的全国性大饥荒迫使他稍有停顿，紧接着又来了“十年文革”。毛泽东执政的这二十七年，闭关锁国，唯我独尊，中国人生活上贫困，精神上饱受政治运动的摧残。

毛泽东生命的结束，是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的开始，他设计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计划，没有纲领，没有法律机制，为一党专政提供了腐败的契机。电信、金融、石油等国有行业合法垄断市场，沦为利益集团的摇钱树，社会财富迅速地集中在中国当权派的手中，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了少数有产阶级的代表，执政者是富甲天下的新权贵。性病、吸毒、嫖娼、黑社会卷土重来，所有旧社会的死魂灵，都在毛泽东后的中国得以重生。受利益驱动，政府疯狂地开发土地，掠夺资源，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愿为子孙留下一片森林，一条干净的河流。

建国六十年，也许中国从贫穷变为富有，但是“富有”并不属于下层百姓。在偏远地区，更多的孩子没钱读书，更多的人没钱看病。政府漠视“六四”的鲜血，腐败体制导致独生子女无业可就，农民无地可耕，贫富差距严重。时至今日，中国依然只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已，没有底气，无法腾飞。